1970年深秋，首都的天刚冷下来，城里许多工厂还在为来年的生产计划忙碌。财政口、外贸口的干部在会上一再提醒：外汇紧张，物资吃紧，很多指标已经绷到极限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份从地中海沿岸寄回来的外交报告，被迅速送到了中南海的案头。
报告的署名，是当时的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。
这份材料之所以引人关注，不只因为写得直率，更因为它戳中了一个敏感问题——援外规模与国内承受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。那几年，中国在援助阿尔巴尼亚方面花费巨大，而农村社队里，农民还在为一袋化肥、一件耐用消费品排长队。
也正是这份报告，让1970年深秋的一次接见，变得有些不同寻常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场接见在外界并无公开记录，却在后来不少回忆中被提及。那天，在国务院办公厅的院子里，刚从地拉那回国不久的耿飚，被通知直接去见主管财政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。对一位驻外大使来说，这样的安排，显然不只是礼节性汇报。
那之前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，已经陆续有零星的反映，但多半语气含蓄。而耿飚的报告，却把一些问题摆得很直。
一、从化肥堆成“小山”，说到“勒紧裤腰带”的现实
阿尔巴尼亚在地理上远离中国，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，迅速成为中国援外的重点对象之一。中阿关系从1961年开始升温，到1964年前后，逐渐进入一个高峰期。中方提供的大量物资和成套项目，源源不断运往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。
时间拉回到耿飚在阿尔巴尼亚任职的那几年。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，他按计划去视察中国援建的化肥厂。吉普车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时，被一片白花花的“雪堆”拦住去路。下车一看，那根本不是雪，而是一堆堆露天堆放的尿素化肥。
颗粒被雨水冲刷，慢慢融化，刺鼻味道扑面而来。
随行的阿方地方干部解释得很轻巧：仓库紧张，公社一时用不上，就堆在路边。听上去似乎合情合理，但对比之下的反差，却相当扎眼。
彼时的中国，农业生产仍然困难，很多县的农业技术人员记得很清楚：为了几吨化肥，公社书记要跑好几趟公社、县里协调；普通农户排队领化肥，一袋一袋往家里背，生怕撒掉一粒。化肥在许多农村被当成“宝贝疙瘩”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而在地拉那的郊外，这些由中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、再经长途海运送来的优质化肥，却在雨里慢慢化成烂泥。这一幕，对耿飚冲击不小，也让他隐隐意识到，某些援外项目的使用和管理，已经出现明显偏差。
更让他感到别扭的，是一些阿方干部流露出的习惯性态度——“反正中国还会再运来的”。这话虽然未必带恶意，却折射出一种不大健康的心理：把中国当成无条件、无底线的“给钱给物”的国家。
不得不说，在那个强调国际主义义务的时代，这样的话很刺耳，却又不能不听进去。
二、“胆子不小”的报告，是怎么写出来的
耿飚会在报告中写下那句“都惯出毛病了”，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口头气话，而是多次调查、反复思考后，才敢用的提法。
驻外大使并非只参加宴会、发表讲话，更重要的工作，是掌握当地实际情况、判断形势变化，并把关键信息整理上报。阿尔巴尼亚在60年代后期提出的援建项目，一个接一个，规模一个比一个大，从电力、化工到军工、基础设施，几乎无所不包。
耿飚在工作中很快发现，两头的现实出现了错位。国内方面，为执行援外计划，不得不压缩一些自用的生产资料配额；而阿方在接受援助时，有时缺乏统筹，甚至对配置标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。
有一件事，在他心里印象极深。阿方领导在会谈时提出，需要额外增加五十台拖拉机，而且“下个月就要”。耿飚当场还没来得及回应，对方又补了一句，希望是“最新型号”，驾驶室配备空调等舒适装置。这个要求一摆出来，很难不让人产生强烈对比——当时中国不少地区的农机站，连常规型号的拖拉机都紧张，空调这种配置，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农机手来说，根本谈不上。
还有彩色电视机厂项目。阿方提出，电力总体不足的情况下，希望中国援建彩色电视机厂，并希望每个农业社都能配几台。那时，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城市里，普通居民要买一台黑白电视机，还要弄工业券，排很长的队。彩色电视，对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，只能在宣传画上见到。
在一连串项目申请和现场调查后，耿飚慢慢得出一个判断：长期大规模、没有足够约束机制的援助，已经在客观上助长了某种“张口就要”的期待。他在报告中，将这种状况概括为“惯出毛病”，指的并不是某个人，而是长期政策安排下形成的一种不良依赖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草拟报告时，曾多次拿起又放下笔，斟酌措辞。驻外大使向中央汇报情况，本应实事求是，但在当时的语境下，用词太轻，起不到警示作用；写得太重，又可能被理解为对兄弟国家的感情不够。如何把话说透，又不伤大局，是个不小的考验。
耿飚最终还是下了决心，把亲眼见到的浪费情况、项目配置与阿方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、部分部门形成的“习惯性索取”意识，都写得比较明白。其中那句“我们勒紧裤腰带支援，他们却把化肥堆在路边烂掉”，直接点出了国内外的现实反差。
从事后许多资料来看，他的担心并非多余。当中国国内财政、物资紧张到一定程度时，如果援外政策不作调整，一味加码，难免会加重内部负担，也容易在外部形成长久依赖，这对双方都不是好事。
三、中南海里的那场对话，透露出的“方向变化”
1970年深秋耿飚回国述职，到国务院办公厅汇报时，心里确实有些忐忑。这种忐忑，一方面来自职责所在——驻外大使对援外政策提出批评，难免担心是否会被认为“不够积极”；另一方面也来自他对国内整体氛围的判断——那个时期，对外工作的许多表述，一向强调团结、友情，对“分寸”的要求非常严格。
进到办公室后，李先念没有寒暄，桌上摆着的，正是那份引起不少争议的报告。开口的一句“你胆子不小啊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”让房间里的气氛立刻紧绷起来。这个问法，不难理解为一种“下马威”，也可以看作是有意试探。
耿飚据说当时心里直打鼓，但还是把在阿尔巴尼亚看到的情况，又讲了一遍。他提到化肥露天堆放、电视机厂和拖拉机的规格要求，也提到阿方某些干部对援助的“想当然”态度。说到动情处，脱口而出的那句“都惯出毛病了”，其实就是报告里那段话的口头版本。
办公室里短暂的沉默，让这个场景显得更紧张一些。就在他以为自己“话说重了”时，李先念突然一拍桌子，却不是发火，而是朗声大笑，并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好，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。”
这几句对话，在不少回忆中被反复提及。因为它不仅是对一个大使敢言的肯定，更透露了中央高层在援外问题上，已经在思考调整方向。
李先念随后拿出财政部门的统计材料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，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，在十五年间累计达到九十亿元人民币。这个数字放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体量和人均收入水平之下，分量极重。若按人口平均，等于给每个阿尔巴尼亚人“发了四千元”。而那几年，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元，这一对比的冲击力不言而喻。
“去年他们要修地下堡垒，一开口就是两亿。”李先念提到这个例子时，也坦率说，自己批条子时手都有些发抖。这种“发抖”，并非不愿意承担国际义务，而是清楚国内还有大量群众吃穿不足，而财政却要拿出这么大块资金投入国外项目，压力极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据相关回忆，当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案头时，毛泽东连说了三声“好”。这说明，在中央层面，对于援外政策的评价，已经不仅仅停留在“给得多不多”的层面，而开始关注“方式是否合理”“对方是否真正珍惜”“自己的承受能力是否有限”等问题。
李先念在那次谈话中，用了“亲兄弟也得明算账”这句话，作为接下来的政策方向概括。既强调继续坚持国际主义立场，又明确提出要讲“平等互利”，不再把单方面无偿援助当作唯一模式。这种提法，在后来的援外实践中逐渐体现出来，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转折信号。
四、“恶人”不好当，却关系长远布局
从那次接见走出国务院大楼时，北京天色已暗。长安街上灯光渐亮，车流不多，冷风透骨。耿飚手里的公文包里，塞着即将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援外方案草案。里面关于“平等互利”“量力而行”的提法，和过去单纯强调“无私援助”的口径，已经有了明显不同。
李先念临别时半开玩笑地说，“这个恶人还得你来当”。这句话的深意，不难理解。对阿尔巴尼亚来说，习惯了长期大规模援助，要一下子接受“算账”的提法，心理上不易适应。驻阿大使在具体执行中，不可避免要面对很多具体争议，甚至面对误解和抱怨。
但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看，这个“恶人”又非常必要。如果没有人把实情说出来，没有人把“惯出来的毛病”点明，援外就很可能继续沿着原有轨道惯性滑行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，这样的惯性有时被包装成“原则一贯”，听上去很动听，代价却由国内无数普通人承担。
试想一下，当一袋袋化肥从青岛、上海沿途运输，跨过海洋送达地拉那，却因为缺乏规划与管理，成堆地在雨里融化成白泥，这不仅是物资上的损失，更是一种制度和观念上的浪费。对接受援助的一方来说，这也未必是长久之计。习惯于“开口要”，会削弱自我发展的动力；项目规格不断拔高，却脱离实际使用能力，最终对自身工业体系的锻炼并不充分。
从后来的演变来看，中国在七十年代中后期，对援外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模式，确实逐步向“互利合作”“合资经营”等方向调整。尽管这种调整有多方面的原因，包括国内发展战略的变化、外部环境的改变等，但耿飚这类一线外交官的实事求是反馈，对决策层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耿飚本人，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都有丰富经历。早年参加革命，长征、抗战、解放战争一路走过，建国后又在军队、地方、外交多条战线上任职。这种经历，使他既知道前线物资从哪儿来，也清楚“勒紧裤腰带”这个词，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。因此，当他看到化肥堆在路边“化成泥”的一幕，才会有那样直白的感受。
不得不说，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敢于“多说一句”，在历史节点上往往意义不小。
从耿飚与李先念的那次谈话，可以看出当时高层对援外问题的一种内在逻辑：感情可以真挚，承诺可以坚决，但政策必须经得住算账，既要顾及国际影响，也要不忘国内基础。用今天常见的一句话概括，就是要讲“可持续”。
夜色笼罩下的中南海灯火通明，文件一摞摞地摆在案头。很多决定，正是在那样并不起眼的一个个晚上，经过讨论、取舍、修订，逐步形成。耿飚从新华门驶出的那辆吉普车，只是北京城车流中的一辆普通车辆，但车上的那份发言提纲、那句“惯出毛病了”的评价，却真实折射出一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微妙而关键的转向。
阿尔巴尼亚后来走上了自己的道路，中阿关系也经历了起伏波折。然而，回看这段历史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：在资源极为紧张的年代，中国在援外上付出的代价极大；而当决策层开始强调“亲兄弟也要明算账”，并不意味着感情淡了，而是希望这份感情能够建立在更稳固、更长久的基础之上。
那一声“你胆子不小”，看似玩笑网上炒股配资平台，背后却是对一种敢言精神的肯定；那句“都惯出毛病了”，听起来尖锐，却点中了问题的要害。很多年后再看，这一问一答之间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次普通的述职接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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